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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狀況相關論文范文檢索 和文獻梳理和當代:莫里斯藝術和社會主義狀況方面在職研究生論文范文

主題:研究狀況論文寫作 時間:20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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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生,精力超常、興趣廣泛、博學龐雜、著述頗豐.眾所周知,莫里斯既是一位藝術理論家,又是一位藝術實踐家,同時也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其作品范圍非常廣泛.現有《莫里斯文集》共24卷;加上傳記以及相關文獻記載的談話、講演等“二次文獻”,其數量篇幅頗為可觀.從文體上看,包括小說、詩歌、藝術及政治方面的講演、講座;從內容上看,涵蓋從理論到實踐、從詩歌到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內容.隨著新文獻的不斷發現和整理,莫里斯作品的范圍廣度和思想深度也將不斷地獲得新的意義闡釋.

長期以來,人們在理解和闡釋莫里斯時總會產生一些困惑并存有爭議,這些困惑和爭議的焦點在于,在莫里斯如此龐雜多樣的理論話語和實踐活動之間是否存在著有機整體的理論聯系?如果存在著一種有機整體的理論聯系,那么,是何種理論思想將看似龐雜多樣的東西聯系在一起?其中,尤其關涉到的是,作为藝術理論家、藝術實踐家的莫里斯與作为共產主義政治實踐家的莫里斯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相互影響的問題.本文的重點在于,指認并確定不同身份的莫里斯之間的內在聯系、基本思想和理論宗旨.從文獻書目入手進行闡釋分析,無疑是解決問題的更好方法.這些文獻書目不僅讓我們看到莫里斯的興趣范圍所在,而且能讓我們看出他對某些思想更為重視的程度.此外,這種方法和路徑還有助于理解在闡釋莫里斯思想時所產生的矛盾,進而認識和理解莫里斯留給后世的真正遺產及其理論意義.

一、莫里斯研究的參考文獻及分類局限

最有代表性的莫里斯參考文獻是加里·L.阿霍(GaryL.Aho) 所著的《威廉· 莫里斯: 參考指南》(William Morris: areferenceguide).這是一本莫里斯研究的文獻參考指南.該書按时間順序逐年編寫,詳盡地列出并說明了1897年到1982年之間與莫里斯研究相關的所有著作和論文.[1]此書雖在資料文獻收集上詳盡無遺,并對材料進行了“同時代” “影響” 和“組織與運動” 等分類劃分,但對深入進行富有哲學意味的理論分析幫助甚微.克里斯汀·波爾森(ChristinePoulson) 在《威廉·莫里斯:帶有注釋的參考文獻》(William Morris: an annotatedbibliography) 中評價說: “文獻編纂者因莫里斯作品范圍之廣而感到十分的敬畏和激動,但面對研究文獻數量十分有限時,卻感到有些茫然和失望.” 文獻編纂者還對其進行了更為細化的劃分: “作为設計師的莫里斯與莫里斯公司” “政治” “小說與詩歌” 等分類.[2]但令人不無遺憾的是,這些分類對富有哲學意味的理論分析依然少有幫助.

此外,在伯明翰公共圖書館的參考圖書館中存有另一部莫里斯研究的文獻參考指南.該書將莫里斯作品劃分為“普通類” “藝術類”“詩歌和散文類” “政治類” 等幾大類.在這種劃分中,莫里斯的《有益工作與無益勞作》[3] 《社會的正確與謬誤》被劃歸在一個類別之中;而《藝術與社會主義》《藝術的目的》則被劃歸在另一個類別之中,這種劃分容易造成一種斷裂的印象,導致人們難以有機整體地把握莫里斯的思想.

《威廉·莫里斯書目大全》(ABibliographyofWilliam Morris) 是一部類似文獻參考指南的書籍,由尤金·D.勒邁爾(EugeneD.LeMire)編撰.該書文獻收集相當豐富,列出了“從單張宣傳單、寬幅印刷品到24卷的著作集” 中的所有印刷出版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書基本按照文獻學方法進行分類,主要劃分為“原始版本” “書籍和期刊投稿作品”,以及“采訪” 和“隨筆” 等,[4]在文獻資料的分類处理上依然沒有考慮從理論整體上把握莫里斯的問題.

此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獻還有R.C.H.布里格斯(R.C.H.Briggs) 的《作为公共資源的莫里斯公開講話手冊》和尼古拉斯·薩蒙(NicholasSalmon) 的《莫里斯〈公共福利〉新聞評論———1885—1890年》(JournalismContributionstoCommonweal1885—1890).《作为公共資源的莫里斯公開講話手冊》由78篇講話组成,將莫里斯概述為一位跨藝術和政治兩個領域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并以比較統一的視角分析了莫里斯的政治實踐不僅僅建立在自由、平等、正義等政治觀念基礎上,[5]同時也基于他對藝術與勞動之關系的思考,换言之,莫里斯關于“工作” 以及工作與社會政治條件之間關系的思考.對其思想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我們將《莫里斯文集》中《藝術的希望與恐懼》(第22卷) 和《關于社會主義的講座》(第23卷) 作为一個連貫的整體來閱讀,就可以看出正是“藝術” 與“政治” 的內在關聯性構成莫里斯思考問題的共同理論根源.

《莫里斯〈公共福利〉新聞評論——— 1885—1890年》(JournalismContributionstoCommonweal1885—1890)編輯了莫里斯于1885—1890年發表在《公共福利》上的新聞時政評論類文章,通過這些文章人們可以更直觀而強烈地認識到———莫里斯如此緊密地將藝術與政治聯系在一起.[6]編者薩蒙在引言中指出,一直以來,莫里斯的“政治理念” 被普遍忽視, 人們沒有認識到莫里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嚴肅的政治評論家”[7].

但從理解莫里斯的思想實質上看,這僅表明人們對莫里斯政治方面的歷史評估還不夠全面,但對深刻認識他的哲學理論貢獻并无太大的幫助.值得與薩蒙一起關注的現象是,在莫里斯去世后的一段時間內,出版商們盡量不出版莫里斯的政治評論,認為出版此類作品無益于提高他的聲譽.確實,莫里斯生前參與了許多關于“當今時代問題”的論爭,這些以新聞評論方式寫出的論爭性文章, 難免會陷入诸如“格拉斯通—索爾茲伯里的政策辯論”[8]之類的泥潭中,并无助于我們把握和認識莫里斯的總體性理論.

在主編《公共福利》期間,莫里斯就已經在進行整體性的思考: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勾畫社會主義烏托邦圖景,而且,這一整體性思想意圖與莫里斯致力于追求的“藝術與美” 的觀念緊密相關.這也就是說,對于莫里斯來說,任何“政治”都應該建立在“藝術與美” 的基礎上,由此構成了莫里斯“藝術—政治” 思想的整體性特征.从此意義上說,莫里斯的“藝術—政治” 思想實質上也就是一種美學理論.

綜上所述,從文獻編輯整理出版的角度看,雖然需要將莫里斯的諸多作品進行分門別類的处理,但這樣做往往會分割或破壞作者思想的總體性或整體性.進一步的二次文獻更集中于莫里斯作品的某一個領域或方面,如詩歌、設計、新聞評論、莫里斯公司、社會主義聯盟會議,等等,這種方法更強化了其中的某個部分,有助于研究莫里斯在某一方面所做的貢獻,但對于我們從哲學的高度對莫里斯進行整體上的把握和認識依然顯得不夠.

二、莫里斯思想的整體把握及意義闡釋

如果說,分門別類的文獻整理顯示的是一個“分裂的” 或至少是“復雜的” 莫里斯,那么,是否存在一個大家普遍認同的“整體的” 莫里斯呢?這成為擺在傳記作家面前的問題.我們看到,在這一問題上,莫里斯傳記研究者同樣存有爭議.從哲學的角度看,分裂性或復雜性所表明的是互相矛盾的莫里斯,還是反映其理論思想的不同側面?最早思考這一問題的是莫里斯的第一個傳記作家J.W.麥凱爾(J.W.Mackail).在麥凱爾看來,莫里斯的社會主義思想存在缺陷與不足,最好的辦法是在政治思想與藝術審美之間做一個分離,這可以說是一種以藝術審美的方式將政治純凈化(politicallysanitised) 的過程,經過這種政治純凈化的处理,更為凸顯的是作为工藝美術家或設計藝術家的莫里斯.此種狀況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才有所改變,“莫里斯美術館” 在展出莫里斯生活和工作的展覽中,已經明確地提到了莫里斯的社會主義[9],但即便如此,人們對作为政治家的莫里斯依然關注不夠.

“整體莫里斯” 問題的實質究竟指的是什么?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仍有爭議.從人物傳記的視角看,正如莫里斯傳記作家菲奧娜·麥卡錫(FionaMacCarthy) 所說的那樣:“在情感上擁有莫里斯的斗爭” 并未解決.[10]麥卡錫所采取的解決辦法是認同一個“多元化的莫里斯”.麥卡錫雖然看到了“政治” 并非莫里斯的興致所致或意外偏差,卻沒有闡明莫里斯的政治取向和活動乃是其所有工作的中心,而多元化的藝術創作和社會活動則是圍繞其“政治”而展開的.麥卡錫說: “最為重要的是,無論以工作的名義,還是以娛樂的名義,莫里斯的所作所為始終都圍繞著‘何為完美的人類工作?’這一中心議題而展開.”[10]vii應該說,麥卡錫的看法已經非常接近莫里斯的政治理念,但在理論上沒能進一步深入地闡釋.值得肯定的是,麥卡錫向我們闡明:要認識一個作为整體的莫里斯,就既要涵括他的藝術,也要涵括他的政治.然而,僅用傳記研究的方法是不夠的,要真正認識一個作为整體的莫里斯,仍需要我們從理論的維度來闡發“工作” 與“娛樂” 這兩個關鍵概念在莫里斯思想學說中的真正含義.

更多地關注和介紹莫里斯的政治著作,或多或少地表明,在“政治” 與“好作品” 或“藝術” 概念之間,確實存在著圍繞核心議題而相互闡釋的理論空間.然而,人們并未進一步深入地探究“美學理論”在莫里斯思想學說中所發揮的支配性作用.對此,A.L.莫頓(A.L.Morton)指出:“在莫里斯關于藝術和關于政治的論述之間,不應該機械生硬地劃分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任何這樣做的嘗試,都將導致對莫里斯整個世界觀和整個學說的曲解.”[11]莫頓的觀點具有啟發性意義,值得我們重視,但不無遺憾的是,莫頓似乎也并不情愿給莫里斯的美學觀點做一個整體綜合性的歸納总结,莫里斯許多關于藝術與社會的文章依然被劃歸到“政治的”門類之中.即便如此,莫頓還是深刻地領悟到,莫里斯所有“政治著述” 也許只有一個最重要的主題:通過有益的勞作,人類能夠創造一個審美的和生態的美好環境,能夠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事態.[11]14莫頓之所以不情愿給莫里斯美學觀點做一個整體綜合的歸納总结,或許與西方分析美學傳統有關,因為在分析美學看來,“審美” 概念即意味著“藝術” 的非功利性,這使得人們在理解“藝術品” 這一概念時,普遍受限于非功利性的語境之中.要解決這種僅從非功利性角度理解藝術的局限性,使用具有寬泛意義的審美趣味或審美經驗之“發展” 的概念,不失為一個好的途徑.莫里斯正是運用“好作品” 這一概念擺脫比較狹隘的對藝術的非功利性的解讀.从此意義上看,莫里斯美學建構的實質是在藝術與社會之間建立起內在的聯系.諾曼·凱爾文(NormanKelvin) 在最近撰寫《美學百科全書》中的“莫里斯” 詞條時評價說:“這是一個龐大的、極富包容性的觀點,它提供了一個明晰敞開的美學理論視角.”[12]與傳統美學不同,這一美學視角圍繞著“制作的愉悅” 或“工作的愉悅” 而展開.在凱爾文看來,這暗示著應該有一種“平等主義審美” (egalitarianaesthetic)[13]的社會存在,但他并沒有闡明共同的審美愉悅如何在不同類型或不同形式的勞作、制作或工作中產生并得以分享.

加里·扎貝爾(GaryZabel) 從“激進美學”[14]的角度闡釋了莫里斯的“發展美學”,為解讀莫里斯提供了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重要貢獻.扎貝爾從兩個方面確定了莫里斯作为美學理論家的歷史地位.首先,莫里斯的激進主義建立在將藝術變革方案與社會變革方案融合在一起的基礎上.在扎貝爾看來,莫里斯是通過特定的理論框架將藝術置于普通社會生活之中的第一位社會主義藝術理論家.因此,我們應該將莫里斯置于“激進美學” 傳統的起點上,這一傳統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喬治·盧卡奇(GeorgLukacs)、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瓦爾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Adorno).其次, 與那些受前衛藝術影響和啟發的藝術家和理論家不同,莫里斯眷戀中世紀的手工技藝及工作方式;正是基于這種審美取向,莫里斯以其“激進的觀念” 專注于“工作意義” “勞作意義” 的探討,并最后形成了在“解放” 與“審美” 之間建立內在聯系的理論范式.在扎貝爾看來,莫里斯最重要而深刻的理論成就即將藝術變革、工作重構和政治緊密地聯系起來.從這個意義上看,莫里斯的烏托邦小說《烏有鄉消息》可以說是一個深入解讀莫里斯的關鍵性文本.

盡管如此,扎貝爾的闡釋仍然停留在介紹性的層面上,許多重要的問題有待深入地探究.這些問題主要是,基于工作的“藝術變革”和“好作品”或“美好工作(goodwork)”究竟意味著什么?與此相關, “好作品” 或“美好工作” 以怎樣的方式影響社會的變革?一系列問題需要思考.扎貝爾也注意到了消除勞動分工和勞動異化的重要性,但是,正如莫里斯理論所提示的那樣,那些未被異化的和富有創造性的勞動又是如何表現出美和自由的?看來,首先需要闡明“好作品” 或“美好工作(goodwork)” 與審美價值之間的內在關系,才可能進一步闡釋這種內在關系對社會制度變革將會發揮怎樣的潛在意義和功能.

“好作品” 或“美好工作(goodwork)” 無疑是莫里斯最為核心的理念.這種理解讓我們想起E.P.湯普森(E.P.Thompson)[15]那部杰出的莫里斯傳記.湯普森從莫里斯對異化勞動理論的貢獻入手,將莫里斯關于藝術和政治的思想整合起來.当然, 我們也可以通過莫里斯對“好作品”或“美好工作(goodwork)”正面積極的理解(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批判),來更有效地重建這一理念:勞動是一種有益于人類發展的審美活動.“美好工作(goodwork)” 對人類的發展將從個人延伸到整個社會.每一個個人在富有創造性的“美好工作(goodwork)” 中都可以獲得滿足感和幸福感———因為他們在其中運用和表現了自己的技能和觀念,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人類驕傲的事務,正是在這種勞動或工作中人類賦予這個世界以審美的意義和價值.誠然,這一過程還產生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效應,即社會應該如何組織生產以利于“美好工作(goodwork)” 社會的誕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圍繞“美好工作” 和“發展美學” 這兩個核心主題,對莫里斯的理論學說進行整體性的闡釋和把握.這種闡釋和把握確立起莫里斯作为“社會與美育” 這一英國傳統構建者的地位,這一傳統源于19世紀中期約翰·羅斯金(JohnRuskin), 尤其是他在《威尼斯的石頭》(TheStonesofVenice) 中所闡發的理念.但尤為重要的是,正是在這一傳統中莫里斯置身于全球“藝術與手工藝運動” 之中,并將其提升到藝術和社會發展的理論高度.不僅如此,莫里斯美學理念與當代生活美學和環境美學形成了對話互動的關系,顯示其思想的當代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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